生育难题始终悬在女性的头顶，一部纪录片对准了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Margaret Atwood 在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呈现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女性的子宫，可以被高度物化为全社会都能操弄的工具，女性的身体属于唯生育论的整个集体，唯独不属于她自己。

今年 4 月 29 日上线优酷的《奇妙的蛋生》是国内首部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 6 集系列记录片。它将镜头对准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她们来自不同地区、阶层、家庭，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辅助生殖技术使用者。

以上海的一家辅助生殖医院为据点，由杨媛草担任策划的拍摄团队用一个月密集蹲点的方式寻找受访者。此前的三个月，她们几乎无功而返，十多位受访者在最后一刻以各种理由放弃拍摄。涉及生殖和生育隐私，人们格外谨慎。

「媳妇必须传宗接代」「生个孩子，是给丈夫最大的礼物，对家庭最大的贡献。」纪录片的第 2 集为我们展出了残酷的女性境遇。女性与生育功能的捆绑仍像血液一般刻在人们的思想里：女性身份和角色的价值围绕着生育的「工具性」，生育被看成是女性的使命与天职，一旦剥离了该功能，女性的个体价值也消失殆尽。

《奇妙的蛋生》团队在广州拍摄单基因检测治疗。

35 岁的文霞来自四川，因为两次体外受精（IVF）失败，被丈夫通知离婚，并被索要 60 万手术费。「她这钱是花在她身上的，她不能生。」看似木讷老实的丈夫说。

文霞在丈夫的小模具厂帮工，包揽了所有家务。她做饭，看他吃得香，就很开心；饭后散步，她喜欢牵他的手，晃一下，调皮一下。文霞的字典里有爱情，因为爱情，才会对丈夫付出所有，才会努力做 IVF。但在丈夫这里，妻子是必须生育的，完成不了传宗接代，便可以换个妻子。

「别人活得理直气壮，我活得如此悲哀。」被生育问题困扰多年的文霞说。这是压在她身上的石头，不得翻身。

也有观念的自我植入。「不生个孩子，女人就不完整」，32 岁的丹丹在经济上比文霞宽裕许多 —— 文霞的婆家在江苏农村，丹丹的丈夫是公司老总 —— 也难脱同样的命运。新年的酒宴上，友人祝福胡总、胡夫人「心想事成」，「双胞胎、龙凤胎」丹丹丈夫举杯应道。

女性境遇的普遍性跨越了阶层。在《看不见的女人》（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一书中，Ann Oakley 没有将身处不同阶层的女性严格划分开来讨论，而是将所有女性的艰难处境视作某种命运共同体。这位社会学家敏锐地看到，所谓女性的阶层分化是依附于男性阶层之上的。

纪录片策划人杨媛草陪丹丹在妈祖庙祈求。

「这是精英阶层女性的走马观花。」最初，杨媛草曾面临这样的质疑。她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适应了她的新身份：纪录片的访问者。「我并不否认阶层的差异性，但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但在做女人、做妈妈、生育上，我们是一样的」。杨媛草在 38 岁那年做了妈妈。她很漂亮，妆发精致、牙齿洁白、穿着时髦，有着中英文交杂的说话习惯 …… 当出现在人潮拥挤的火车站、灰扑扑的农舍时，这些都让她显得显眼，甚至稍显突兀。

「我并不服气。」杨媛草说。她一面试图洗去原有职业的痕迹，努力做个合格的采访者；另一面，她也想与所有为生育所苦的女性站在一起，而连接起杨媛草与受访者的共同身份则是：女性和母亲。

在采访的据点，上海这家辅助生殖医院的基础上，团队接着找到了更细的据点，医院旁的「求子公寓」。这间简朴的套间聚集了天南地北的求医者，她们住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女性群落」，一个互相鼓励的生育同盟。在这里，杨媛草和她们一起吃着房东陈姐做的菜，轻抚过面对化验单落泪的女子的背。这个动作像是一个隐喻，在此后长达近一年的采访中，杨媛草一次次安慰着各种境遇的受访者，也为她们「维权」。在安徽安庆的一处农家，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患者欣欣遭遇了婆家的「休妻」。杨媛草站在屋外，耐心劝解欣欣的婆婆，试图用共同的女性立场唤起这位倔强农妇的同理心：「做女人不容易，这事儿要是摊在我们身上 …… 」

IVF 的实施，需要夫妇双方提供精子、卵子。相较于男性，女性的排促卵、取卵过程要漫长和艰辛很多。

团队在欣欣丈夫的农村老家拍摄。

按照女性生理周期，促排卵、取卵，一次不行就要再试，周而复始。年轻夫妇小白和倩倩这些年间往返上海与安徽阜阳的火车票排满了整张桌子，他们已经为 IVF 花费了 30 万。文慧尝试了两次 IVF，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她再做尝试，只能选择放弃。丹丹一次性取卵 25 颗（通常情况是 10~15 颗），但有用的只有 15 颗。取卵时，需要一根长长的针做穿刺，会疼痛，所以通常会做局部麻醉。为了节省 2000 元的麻醉费，倩倩没有做麻醉，只打了镇痛剂。取卵完毕，人是瘫软的；麻药过后，腹部会疼痛。

「春蚕到死丝方尽」，求子公寓的陈姐这样形容求子的高龄妈妈。如同蚕吐丝，取到生命中的最后一颗卵。武汉的匡姐五十岁，她希望通过怀孕把逝去的独子「接」回来。

团队在舟山拍摄失独家庭。

失独家庭的故事，让整个团队陷入巨大的悲伤。采访者在现场几次哽咽，后期剪辑时，女性剪辑师纷纷不忍再看，将工作都交给了男同事。「我突然很讨厌这个技术，如果没有（IVF），她就释然了。技术给予人希望，这就像一场没有结局的赌博。」杨媛草说。那时，她陷入了对露露的巨大担忧中，担心结局不好，并努力引导受访者进入正视不成功的几率的思维，虽然她也意识到，作为一名采访者，「我并没有什么权利去决定这事儿」。

学者 Sarah Franklin 曾在《体认的进步：辅助受孕的文化解释》一书中表示：辅助生殖技术制造了一种「希望」的话语。在辅助生殖的过程中，女性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建立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去配合这项技术，并且需要经历层层的技术步骤，才有可能通向希望的「终点」，而每一个步骤都存在失败的风险。在制造希望的话语之下，女性似乎「不得不」去尝试这一项技术，这些看似「不得不」的决定背后，依然是强大的性别秩序的话语政治，以及这些政治在技术中的隐蔽化的存在。

事实上，在生育这件事上，结构性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奇妙的蛋生》第 1 集探访了复旦大学人类精子库，呈现了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在中国有精子库，但无卵子库。男性享有捐精自由，但单身女性没有冻卵的权利。在这一集里，无精子患者小五坦然接受捐精，妻子也一次次地配合 IVF；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患者欣欣，等待捐卵的机会则十分渺茫，不得不面临婆婆的「休妻」。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改变的可能。女性主义人类学家 Sherry Ortner 认为，结构和能动性之间的关系是对话性而非对立性的。这意味着，父权社会下的结构性的压制是可以被改变的，但需要能动者通过实践和努力去实现。要改变现状，就要觉醒，通过实践发挥主体能动性，以个体的意志和努力在结构层面改变父权的地位。

因染色体异常无法生育而逼离婚的欣欣。

「一个人力量太小，但改变源于思想。」在《奇妙的蛋生》片头，杨媛草如是说。

人格化、浸入式、体验式，这是杨媛草对这部纪录片的期许，在此，她不单单是一名采访者、一个观察者、一位纯粹的他者，也是体验者，甚至是轻微的干预者。她想试验一种全新的纪录片模式。

「我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但希望用身体力行的行动，感染身边的人。」面对陷入苦难的采访者，杨媛草坦言，「确实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想帮助她们」。但在某种程度上，纪录片的拍摄过程的确构成了一种积极的外界介入，促成了部分受访者的觉醒。文霞提出了离婚，回到四川老家，剪了洋气的短发，想摆脱被压抑被否定的人生，「爱、婚姻都应该是对等的，不应该只是单方面的一味付出。」文霞说。她有职业技能，曾在海外务工，疫情结束后，她想重新开始。对满墙奖状的「优异生」丈夫充满崇拜，在婚姻中自我矮化、曾跪求婆婆不要「休掉」自己的欣欣，也找到了新工作，成为了一名老师。